女子不让男童上女厕遭骂，都该拿出些大人的样子******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没错，但孩子不是物体，总有一些思维和举止，是父母教育一时无法抵达的。可能孩子的某些小失控的行为，正面积极看待是童真，反感抵触看就是冒犯
1月31日，多个平台上出现了一则“女子不让6岁男童上女厕所遭痛骂”的热搜。据网络流传的视频和媒体报道，近日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地铁站女厕所内，女子发现有个男童站在里面后，加以制止。随后孩子家长称该女子伤害了孩子心灵，将女子堵住要求道歉，双方在厕所内激烈争吵。
被骂女子表示，自己从头到尾并没有凶男孩，只是质疑六岁男童上女厕所且未关门的问题。除了男孩母亲，男孩父亲和另一位同行女子也一直在辱骂她，辱骂时间持续近30分钟。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此事。
看完这个视频心里很不是滋味，男童妈妈不停声嘶力竭地喊“你伤害他了”，那种难受，是真崩溃。但估计她看完网上一边倒批评她的声音，会更崩溃。
谁造成了她的崩溃？男童妈妈肯定觉得是被骂女生，公允地说，另有“其人”：
一是她自己。6岁男孩能不能进女厕所或许没定论，但6岁孩子应该有性别意识是育儿常识。老话也讲“儿大避母，女大避父”，性别教育既是保护孩子，也是形成孩子正常社会人格的必修课。父母没充分尽到责任，才会让6岁男孩懵懵懂懂地出现在女厕所，被提醒后还理直气壮。
同时，打着为孩子争取道歉的名义，为宣泄自己情绪找出口，让孩子在现场被围观，甚至被放到网络上接受“审判”，少了一点成年人的理智，也是激化矛盾的主要原因。
二是整个社会不够友好的育儿环境。这几年关于男孩进女厕所的热点新闻屡见不鲜，比如去年11月，福建泉州一宝妈因身体不适带2岁儿子进女厕隔间，也引发了冲突，部分网友的评论很难听。当“占用女性资源”的帽子扣下来，事情性质就不一样了。说到底，还是因为公共场所没有专用或者家庭卫生间。带男娃的宝妈能去哪里上厕所？人有三急，不可能像有网友说的那样提前规划尽在掌握。丢厕所外面等，又该被批不负责任了。这些带娃女性的难处，应该被看见、被重视。
不久前，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85万人登上热搜。这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这些年鼓励生育也成了整个国家的当务之急，很多地方都提出了要打造育儿友好型社会，有的地方直接给二胎、三胎家庭发钱。但仅仅着眼经济因素还不够，公共环境、社会舆论的友好程度也影响着生育意愿。应对老龄化社会我们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迎接生育潮，公共环境是不是也应该推出“适娃化”改造？比如最基本的，增设母婴室和家庭卫生间。
社会舆论需要更多一些的担待氛围。近些年，涉及孩子的新闻留言区，常常能看见戾气很重的指责，少了一些基本的共情力和包容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没错，但孩子不是物体，总有一些思维和举止，是父母教育一时无法抵达的。可能孩子的某些小失控的行为，正面积极看待是童真，反感抵触看就是冒犯。在合理范围内，对“幼崽们”给予宽容之心，想必也是每一个物种族群的生存法则，人类亦是如此。现在很多年轻人挂在嘴边的边界感，与“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不矛盾，不宜动辄将二者对立起来。
回过来看这个流传甚广的冲突视频，拍摄女生在厕所中如何批评男童的？是不是像她所称没有过激言行？她是不是视频上传者？视频里人的样貌未经处理就发布是否触犯法规？有没有煽动网络暴力？都值得追问和商榷。
对双方来说，闹成现在这样都不体面。如果能换一种处理方式，都拿出些大人的样子，或许不会是大家都难堪的局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罕山
影片《原野》追忆——记南海影业公司第一部故事片******
金兆龙
影片《原野》中的主要演员。1981年，中国新闻社创办的南海影业公司第一部电影故事片《原野》摄制完成，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时光流水，此事已过去了31年，现将当时摄制这部影片的前前后后有关情况追忆如下。
中新社电影业务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仅限于拍摄一些介绍中国大陆的风光纪录片、地方戏曲片以及侨乡面貌的影片供旅居海外的广大侨胞观看。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为广大侨居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同胞回到祖国探亲观光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为此，中新社的电影业务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当时中新社主管电影部工作的吴江副社长十分关心电影部的改革和发展，根据廖承志同志关于侨务外宣工作的指示精神，提出了拍摄电影故事片的设想。吴江副社长找来当时电影部的导演凌子，共商电影故事片的拍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决定将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的话剧《原野》搬上银幕。影片《原野》由中新社电影部凌子导演，并请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电影摄影师罗德安担任摄影。影片的其他摄制人员从北京和长春电影制片厂暂借。电影部由我和伊铁士，吴青青，付铮等人分别参加了该部影片的导演组和摄影组工作。
1980年的初夏，我们摄制组一行来到了黑龙江五常县一个偏僻的林区小镇——山河屯。外景地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部影片中有许多场戏需要在成片的桦树林中拍摄，我们摄制组在那里得到了山河屯林业局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摄制组在林区拍摄期间，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特别是在夏季，林区有一种蚊子，俗称小咬，这种蚊子叮起人来十分厉害，就连上厕所也会向你发起进攻，当时摄制组许多人都被叮得全身红肿。每天清早大家带上一些干粮一拍就是一天，即使有时送饭也十分简单。辛苦一天工作下来，浇上一桶黄黄的井水就算洗了一个澡，马上又投入到第二天的准备工作。即使这样大家也都毫无怨言，因为拍摄出一部好的影片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摄制组的到来，为山河屯这个小镇增添了许多欢乐。每次拍摄时，总吸引着周围众多的居民前来观看，因此维持拍摄现场秩序成了一大难题。记得在拍摄娶亲这场戏时，需要一些群众演员，消息一传出，就招来了大批的应征者，这些从未上过镜头的群众演员，在表演上是那样的朴实、自然。一次，剧中需要找一个演侦缉队长的群众演员，找了半天，找到了中新社在剧组担任会计的韩海滨，通过拍摄这组镜头，他居然还找到演戏的感觉，并迷恋上了演员的工作。
东北的冬季是严寒的。进入11月份，漫天的大雪纷纷而至，外景地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这种天气为拍摄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从驻地到外景地，为了运输众多的摄影器材和道具，必须在厚厚的积雪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再加上外景地积雪的清扫，使得制片部门的工作十分繁重。寒冷的天气也给演员的表演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演员为了戏中的需要，在零下十几度气温仍要穿着单衣拍摄。特别是扮演白傻子的演员两只胳膊还要裸露在外，冻得他满身起了鸡皮疙瘩，有时不得不喝上几口白酒来御寒。对于外行人来说，人们都觉得当演员好风光，但演员为艺术吃苦的精神却鲜为人知。
东北冬季的寒冷和缤纷的大雪使得我们摄制组不得不挥师南下，来到湖南长沙。在潇湘电影制片厂的大力支持下，在摄影棚里完成了剩余镜头的拍摄工作。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我们剧组多次登门拜访《原野》的原作者、戏剧大师曹禺先生，征求他对电影剧本和拍摄的意见。曹禺先生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原野》搬上银幕十分关注，并就影片的艺术创作不时地与导演和演员交换看法。影片双片(送审片)完成后，他不但认真地观看了全片，还十分仔细地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影片《原野》摄制完成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人们都争着先睹为快。由于没有公开放映，只是在内部试映，所以总是难以满足众多观众的要求。随着影片《原野》在社会上影响日益扩大，这部影片的风波也是一起接着一起。其中议论最多的就是谣传《原野》有两个版本。此事甚至引起政界高层的关注，并调看了此片。作为该片的剪辑之一，我对此事最有发言权，因为每拍摄一批镜头，冲印出来后，都要经过我进行分场编号和初剪，在我的视野中从未见过社会上谣传的镜头，我想这些谣传可能就是因为影片中有场男女主角所谓的“床上戏”引起的。其实这场戏导演处理得很含蓄，比起现在一些影视片在表现这类戏时，要文明得多，也严肃得多。
影片《原野》得到了廖承志同志亲切的关怀和支持，1981年10月，影片《原野》即将在香港上映，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亲切接见了即将赴香港参加首映式活动的影片导演凌子，男女主角杨在葆、刘晓庆以及兼任南海影业公司总经理的吴江副社长。在接见中，廖公勉励他们要多和港澳文化界人士发展友谊，进行艺术交流。廖公还对他们说，《原野》一片将会受到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欢迎，并希望他们继续努力，拍出更多的好影片。
影片《原野》在香港上映期间，受到了香港同胞的热烈欢迎，香港的媒体好评如潮。《华侨日报》载文称“《原野》叫好又叫座”。《新晚报》评论说“《原野》是一部非常严肃、文学性很强的影片”。《大公报》和《明报》都刊出影评，赞扬男女主角演技高超。《南北极》杂志发表专文称，“《原野》是文革以来最出色的中国电影”。
影片《原野》在国际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应意大利电影艺术协会的邀请，导演凌子携片前往意大利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并获得了“最受推荐影片”奖的荣誉。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原野》因种种原因一直到1987年2月才获准在国内公映，但仍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在第十一届电影“百花奖”评选中，该片荣获最佳故事片奖。
时值31年后的今天，回忆起中新社第一部电影故事片《原野》摄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影片《原野》第一次将中国新闻社南海影业公司推向社会，亮相于中国电影界。随后南海影业公司又推出了《精变》、《春桃》、《老店》和《北京故事》等一批杰出电影作品，走过了一段辉煌的历程。
(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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