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光明网专论】深入回答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大时代课题******

　　作者：颜晓峰（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党的二十大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习近平总书记回答“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的核心观点，展开为“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要结论。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我们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统治，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新中国。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党仍然要为巩固国家政权、保证长期执政、防止政权被颠覆而不懈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反之，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走向衰败。”这段论述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权力观。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以往历代统治集团、统治阶级在对待国家权力问题上的根本区别，就是为谁打江山、为谁守江山。我们党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为人民打江山、为人民守江山，这是跳出历史周期率、保证长期执政的根本之道。

　　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最根本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解决权力属于谁、为谁执政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把权力属于人民、为人民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运用于回答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之中。为人民守江山，就守住了人民的心；守住了人民的心，就守住了人民的江山。执政时间越长，越是要时时铭记为人民守江山。

　　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利益观，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握执政权力后，就有了执政资源，于是就产生了怎样运用执政权力、使用执政资源的问题，这是保证党长期执政最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利益观，就是执政为民，决不以权谋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坚持不谋自己特殊的利益才能有效防止腐败，从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利益才能不落入“围猎”陷阱。经受得住权力诱惑和利益考验，就能够防止跌入陷阱，保证党不被历史淘汰、不被人民抛弃，以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确保长期执政。

　　党执政70多年来，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能够为民执政、为民用权、为民谋利，拒诱惑、抗“围猎”、防腐败，守住了党员干部的底线。但也有部分党员干部经不住诱惑、顶不住“围猎”，跌入腐败深渊。党的高级干部位高权重，更具有带头示范作用。党的二十大强调，要“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决不姑息”。

　　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长期执政、自我革命

　　党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决心来自于保持党的性质宗旨的坚韧努力，来自于坚持党的初心使命的强大动力。党作为国家的领导集团，始终牢记是为人民掌权、代表人民执政，因而具有自我革命的高度自信，党在自我革命过程中只能是淬炼得更加强大。党作为与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根本区别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因而具有自我革命的崇高境界，党在自我革命过程中只能是锤炼得更加纯洁。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深知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始终面临着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如果党的性质改变，就会失去人心、失去政权，因而具有自我革命的高度自觉，党在自我革命过程中只能是锻炼得更加先进。

　　能不能自我革命，有没有自我革命精神，检验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是保持党的性质宗旨、坚守党的初心使命的根本途径，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自我革命精神使得党能够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荡涤自身的某些污垢，修复自身的某些缺陷，纠正自身的某些积弊，改变自身的某些短板，从而让百年大党不仅不显得老态龙钟，而且更显得风华正茂。自我革命精神促进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凡是人民群众满意和拥护的事情就要尽力去做，凡是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和产生义愤的事情就要坚决改正，从而大大提高党的形象和威信，更加融洽党群干群关系。自我革命精神坚定党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全力消除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坚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进行反腐败重大政治斗争，从而使党风政风官风为之一新。

　　四、始终坚持勇于自我革命的坚定意志，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伟大斗争极为重要的内容。刀刃向内是自我手术，是自己革自己的命，党进行社会革命不容易，进行自我革命更不容易。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要有勇于自我革命的坚定意志，而自我革命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

　　一方面，自我革命面对的是党内存在的沉疴积弊，有的年长日久，不好触动，不下猛药、不动真格是解决不了的。自我革命面对的是利益固化的藩篱，只有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真刀真枪打破藩篱，才能有效破除这些体制机制弊端。自我革命面对的是党内的腐败分子，必须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既敢“拍蝇”、“猎狐”，更敢“打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只有立下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才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另一方面，勇于自我革命的坚定意志，来自于使命担当的责任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党的坚强领导。以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要保持强大战斗力，要成为民族复兴的先锋队，就不能允许管党不力、治党不严的问题，不能允许腐败分子在党内有藏身之地，就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坚定意志，来自于无私无畏的高尚品格。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也就不怕在自我革命中失去任何特殊利益，也就敢于和谋取特殊利益的任何党员干部作坚决斗争，无私才能无畏。勇于自我革命的坚定意志，来自于敢于斗争的冲锋精神。敢于斗争，是党的壮大之道、胜利法宝。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面对强大敌人、艰难险阻、严峻挑战，总是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成长为长期执政的强大政党。进行自我革命同样要敢于斗争，查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充分展现了党中央敢于斗争的坚强意志。

　　（文章为作者在“第四届习近平党建重要论述研究论坛”上的发言。光明网记者刘梦甜整理。）